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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吸毒失踪,“无人管”上海小囡转个监护权咋就这么难?

时间:2019-02-26 17:51:48

  一名五六个月大的女婴小月(化名)的监护权归属,让女检察官盛海娟犯了难,而小月的身世更令人唏嘘。

  金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强奸案——63岁的章某强奸同村精神发育迟滞的蒋某(25岁)致其怀孕,今年2月,蒋某剖宫产下一名女婴。经鉴定,不能排除章某系该女婴的生身父亲。今年7月,章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小月的母亲蒋某患中偏重度智力残疾,无独立生活能力,无法尽到监护责任,而章某也不适合担任小月的监护人。究竟谁来担任小月的监护人,让人颇费踌躇。

  其实,我国《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均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既然我国法律已有相关规定,监护权转移制度又为何屡屡被诟病、相关条款被讥为“僵尸条款”?

  6日,在徐汇区检察院举办的“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研讨会上,记者听到了一些故事,令人深思。

  女婴身世可怜,谁来当她的监护人?

  得知小月的情况后,盛海娟和同事立即展开了走访调查,积极寻找妥善解决办法。检察机关联系了法院、民政、公安、村委会等相关部门,召开了多次会议,寻找妥善解决办法。经过努力,小月得到了一定经济救助,并解决了其作为非婚生子女的户口问题。可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小月的监护权该归谁?

  目前,小月与外公、外婆、母亲同住,其母亲和外婆系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由外公照顾其生活,事实上,小月的外公也系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看,“转移监护权”无疑是对小月最为有利的。

  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同意的。”

  小月系完全无法表达个人意愿的婴儿,对情感、人身都有很强的依赖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从精力上还是经济上都需要付出较多。另外,其家族有遗传精神病史,由于小月目前月龄较小,其精神状况还无法做出鉴定,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意愿、品行、身体、经济等各方面条件来谨慎确定适格的监护人。检察官连同公安、村委会对小月的亲属进行了走访,掌握了基本情况。

  经过了解,小月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其二人均表示不愿对小月承担监护职责,二人认为小月系其父亲犯罪后所生,其二人及其家庭从情感上无法接受,且与小月缺乏亲情、感情基础,不适合作为监护人。经前期沟通协调 ,与小月同村居住的小月外公的姐姐蒋某表示愿意担任监护人,她精神发育正常,家庭完整,有一定经济基础。经初步会商评估,检察机关认为由其担任小月的监护人较为合适。

  “下一步我们将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全面调查。”盛海娟说,将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工作社会调查,对上述涉及人员的监护意愿、监护能力、身心状况、性格特点、经济状况、家庭环境等做出全面调查评估,形成报告,为最后监护人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尤其是蒋某,尽管其有意愿担任监护人,且经初步会商认为其适合履行监护职责,但对其是否具有尽心尽力地对未成年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妥善照顾其生活,保护其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的能力,还需要进行全面的走访和调查。如果经调查监护人适格,将由金山区检察院向村委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由其指定蒋某作为小月的监护人。

  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小月的生活具体如何安置、监护人提起抚养费诉讼、检察机关对小月监护人的监督指导、及时干预和帮助等等。

  盛海娟也有一些困惑未解:监护权事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撤销、转移父母监护权案件均应妥善、谨慎处理,它不是单独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公安、民政、工青妇、村委会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有效的配合,也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关于新的监护人是否适格,由谁来进行调查评估?按照怎样的标准?如果其他亲属均无力监护、不愿监护,要如何安置小月?通过怎样的程序转移给民政或其他部门?又如何对监护权的行使和职责履行进行监督?会不会因此让未成年人陷入“无人管”的境地?

  母亲吸毒失踪,“上海小囡”判给了外公外婆

  小玲(化名)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囡”,讲着一口上海话,外公外婆也是地道的上海人,然而她却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娃”。因为亲生母亲小斌的不负责任,小玲从小就没报上户口,最近一年,吸毒的母亲更是人间蒸发。为此,外公外婆向长宁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变更监护权,将小玲的监护权转到外公外婆名下,以期解决小玲的户口问题。

  原来,小玲的母亲是周先生夫妇的养女。谁知,这个养女却很顽劣,初中毕业以后就经常不回家,还染上了吸毒、偷盗的坏毛病。因失望至极,周先生夫妇与养女解除了收养关系,把她的户口迁到浦东的一处房屋内。虽然解除了收养关系,但几十年的感情并不能就此中断。之后几年,养女还是断断续续地与前养父母联络着,直到5年后,养女将自己才出生3个月的女儿送到了养父母家中。

  “她说暂时让我们带着。起初,她隔段时间就会过来看小囡。”善良的周先生夫妇便帮忙带起小玲。谁知,小斌从此当起“甩手掌柜”,将孩子丢给了周先生夫妇。到了小玲一岁的时候,周先生夫妇想给小玲报户口,问养女要出生证明,“但她一会儿说找不到了,一会儿说没有开过,拖拖拉拉到了小玲6岁要上小学的年纪,才勉强同意带着孩子做一次亲子鉴定。”

  拿着亲子鉴定报告这份唯一的证明,终于有一所小学勉强同意接收小玲。由于没有户口报不了学籍,小玲只好做起了借读生。更让周先生夫妇担心的是,小学毕业后,没有户口的小玲又该到何处就读。当小玲的母亲消失1年多后,周先生决定为外孙女维权,撤销其母亲的监护权。这一场迟来的诉讼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解决小玲的户口问题。周先生夫妇都已年过古稀,他们对外孙女的将来充满担忧。

  长宁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等义务。当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变更监护人。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由两申请人取得监护权后,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小玲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权利。据此,长宁法院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小斌的监护人资格,变更周先生夫妇为小玲的监护人。

  办案中,法官们感到,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和配套机制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弱:怎样界定“有关人员”、“有关单位”?撤销的程序是特别程序还是普通程序?撤销监护权后,如无人监护,由谁进行托底保障,立法都没有明确。他们建议完善立法,规定监护权撤销的具体情形,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立法经验以子女最佳利益为立法指导思想,规定监护权撤销的具体情形,加强司法的可操作性。

  然而,判决之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也令人担心。长宁区法院少年庭副庭长钱晓峰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监护权转移后是否能恢复?两名申请人日益衰老,对未成年人小玲的学习、生活照顾的能力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如若小玲的生母出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出有效的改正情况下,如其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具有抚养能力,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申请经过审查后恢复其监护权。

  第二、未成年人的户籍如何解决?两申请人提出申请变更监护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成年人小玲没有户籍和学籍,严重影响其即将到来的中考和将来的高考,并使其缺乏必要的医疗、教育、救助等社会保障。有关部门表示,由于小玲没有出生证明,其母亲又下落不明,报入上海户口存在较大的制度障碍……

  先天“海绵肾”少年,谁来解救他的窘境   

  小斌(化名)不满三岁时,母亲患癌症去世;十二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小斌本人患有先天海绵肾,需要每周3次做透析维持生命。小斌的父辈近亲属中,仅有两个姑姑。一个姑姑患有癌症,另一个远在丹麦,在丹麦的姑姑虽然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小斌的监护权,但该国法律不接受患重病的儿童入境定居。小斌奶奶年逾九十,无法照顾小斌,小斌实际处于无人监护情况。

  虽然在丹麦的姑姑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小斌的监护权,但是,因其本人远在丹麦,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区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及时介入,为小斌办理了享受孤儿福利待遇的手续。但是尽管如此,本市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费仅为1700元,只能维持小斌本人基本生活。监护人及照顾其生活起居的保姆费用,没有任何现成的文件可以执行。

  “得知这一情况后,徐汇区民政局会同区检察院及各职能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徐汇区民政局党委副书记戴礼浩介绍,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在孤儿保障的基础上及时给予困境儿童救急难救助。徐汇区在设计儿童福利制度时考虑到了这一特殊情况,区民政局在上一年度安排预算时,即安排了困境儿童救助专项资金,民政局以个案专报的形式,解决了小斌保姆及监护人执行监护职责时的相关费用。

  其次,依托民政和街道,为小斌报销医疗费用,提高生活补助和救助标准,还聘请阿姨全天候负责小斌的日常生活。

  第三是学业辅导。发动大学生志愿者,轮流为小斌进行补课,帮助他从知识的增长中,激发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减少悲伤、绝望、无助等消极情绪。

  最后是心理辅导。由儿童福利指导中心主任亲自为其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心理辅导,帮助其勇敢面对人生,积极参加治疗。

  由于民政部门对小斌及时采取了孤儿保障措施,为其成长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小斌有专人照顾,衣食无忧,在医疗方面也得到较好的医疗保障。

  2014年,徐汇区被民政部列为“全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区”。一年来,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和未成年人保护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挑战也不少。比如,对困境儿童监护问题的处理,涉及诸多部门,然而各部门之间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监护权转移的处理存在着推诿扯皮的风险。”

  再比如,政策完善和人力资源投入不足的困惑和挑战。一般监护权转移的案例都是属于“急难”的情况,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此类机构和人员会处于一种闲置状态。同时,处理案例时的救急与办理的手续复杂、时间拖拉形成矛盾。同时,监护保护队伍专业人才相对缺乏、专职青少年工作队伍相对不足,基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