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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中院判决一起特大毒品案,涉冰毒达2吨两毒贩被判死刑:大宗毒品交易案正上升

时间:2019-02-26 17:38:55

  6月26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毒数量达两吨多的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系列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身犯数罪的被告人陈某、俞某判处死刑,另有多名被告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该案所涉人数众多,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系本市特大毒品犯罪案件。这个判决结果既体现了我国严打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又贯彻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大宗毒品交易案件呈上升趋势

  2015年1月20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本市沪昆高速公路枫泾收费站查获由汤伟年等人驾驶的涉案车辆,并当场从涉案车辆后备箱内4个纸箱中查获白色晶体40包。经鉴定,40包白色晶体净重39980.58克,从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从这批毒品入手,警方通过缜密侦查,于2015年在广东将一制毒团伙抓获,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并查获甲基苯丙胺(固体、固液混合物)等两吨多。

  除了毒品犯罪,多名被告人还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上海二中院全面考虑各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作出判决。其中,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三人被判死缓,两人被判无期徒刑。

  “大宗毒品交易案件呈上升趋势,数量惊人。”在日前举行的上海检察机关新闻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徐燕平介绍,以上海检察机关在2015年“6.26国际禁毒日”期间组织的全市性打击毒品犯罪集中公诉为例,起诉的193件案件中,涉毒重量在1000克以上的有47件,占17.3%。

  2016年一分院办理的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中,涉案毒品数量达93公斤。该案由市检一分院起诉后,法院一审以贩卖毒品罪判处主犯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三名被告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涉及毒品量不断增多,本市司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用严刑峻法来保障社会安宁。

  上海三中院(铁路中院)一年来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为例,19名被告人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共计15人。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8人。该院近期判决的一起贩卖、运输毒品罪案件中,年仅26岁的年轻妈妈张某被判处死缓。

  张某系安徽人,年仅26岁,育有一个2岁的女儿和一个1岁的儿子,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贩毒、运毒的“惯犯”,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两次判刑,这次又因为贩卖、运输毒品“三进宫”。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长期从事贩卖毒品活动,贩卖、运输毒品数量达2356.94克,被告人张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两次判刑后,不仅逃避刑罚执行,而且仍以贩卖毒品为业,此次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犯罪主观恶性深,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其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据此,法院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上海检察机关用实际行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于5月26日起开展毒品类案件一个月集中公诉活动,共集中起诉毒品类案件30件31人,涉案毒品累计重量达550余克,有力打击了毒品犯罪。

  法律相关知识:

  贩毒罪的罪名是非常大的,大部分因贩毒而被拘留的人都会被请律师来辩护无罪,要为贩毒罪辩护无罪难度非常大,在辩护词方面就需要准备好。那么,贩毒罪无罪辩护词应该要怎么写?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何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法庭参考采纳:

  本律师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何某贩卖毒品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何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何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主要凭借或者说仅仅凭借二方面的证据:一是证人杨某及郑某的证言,二是被告人何某和严某的供述笔录。我们认为,前述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且相互矛盾,合理怀疑无法排除,根本不足以认定被告人何某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

  1、关于证人郑某、杨某的证言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两名证人杨某及郑某均未出庭作证,其二人的证言是否客观真实无法确认。

  (2) 证人郑某、杨某均称知道有一个外号叫“小弟”的广西男子经常在福州贩毒(详见卷宗第162-164页),然据被告人何某供述,其于案发前一日即2011年 11月7日才到达福州(详见卷宗第105页),显然,被告人何某根本没有在福州长期贩毒的可能性,证人郑某及杨某所言与事实不符,假若确有外号叫“小弟” 的广西男子长期在福州贩毒,该男子亦并非被告人何某。

  (3)证人郑某和杨某的证言疑点重重,矛盾众多。证人杨某的证言共两份(详见卷宗第164页及第166页),然该两份笔录中载明的杨某的性别前后不一(前为女,后为男),存在重大瑕疵,且两份笔录内容前后自相矛盾,再如杨某在第一份笔录中称知道一个外号叫“小弟”的广西人在福州贩卖海洛因,而在第二份笔录中又改称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再如杨某在第一份笔录中侦查机关提问外号叫小弟的男子平时和谁一起贩毒时回答仅他一个人贩毒,而在第二份笔录中又改称有两个人贩毒。杨某还称其没有吸毒,对毒品深恶痛绝,但被告人何某及严某均供述案发当天杨某有吸食毒品。证人郑某在证言中称杨某跟该贩毒男子有接触,可以叫杨某配合办案,言下之意为郑某本人并没有接触过该贩毒男子,那么该男子的电话郑某是从哪里来的?郑某又是从哪里得知该贩毒男子经常在福州贩毒的?郑某和杨某是什么关系?郑某所述情况是不是从杨某处得知的?郑某称见过该贩毒男子一两次,那么为何在被告人何某归案后没有补充郑某对其的辨认笔录?既然杨某曾与被告人何某有接触,那么杨某是因何事与被告人何某接触的?这些基本的并且可以甄别郑某及杨某的证言是否属实的问题办案机关却未予核实,我相信这应该只是办案人员的一时疏忽,而不是另有隐情。

  (4)郑某及杨某所言均属一面之词,系孤证,但为何办案机关对于郑某及杨某所言却深信不疑,不加考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具体到本案中,在没有其他证据辅证,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的情况下,郑某和杨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依据。另据被告人何某供述,杨某与其在此前存在私人矛盾,杨某的证言不排除具有某种倾向性的可能,可信度较低,请求法庭审慎考察杨某及郑某证言的客观真实性,我们当然希望杨某和郑某只是误告,而不是诬告。